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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 “不识时务”地写英雄崇拜

  ]英雄主义在当下的中国是一种不再被信赖甚至被取笑的价值观,而此次严歌苓的最新小说却描写一个为自己所信仰的英雄价值观牺牲了青春和凡俗的幸福,完成了人格的最终飞跃的女护士的故事。

  5月13晚,作家严歌苓携最新长篇小说《床畔》邀请作家刘震云一同做客北大,两位文学大师就“为什么写作”主题展开对谈,分享自己的创作体验。

  作为著名旅美女作家、好莱坞专业编剧,严歌苓有多部代表作,比如小说《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一个女人的史诗》等。其作品也被翻译成英、法、荷、西、日等多国文字。且多部小说被拍成影视作品。英雄主义在当下的中国是一种不再被信赖甚至被取笑的价值观,而此次严歌苓的最新小说《床畔》却“逆流而动”,描写一个为自己所信仰的英雄价值观牺牲了青春和凡俗的幸福,完成了人格的最终飞跃的女护士的故事。

  伊始,严歌苓分享了自己创作新书《床畔》的经历。年青时代的严歌苓是成都军区的一名舞蹈演员。随团去铁道兵的筑路工地演出让她第一次知道了世界上存在着一支专门修铁道的部队。也是她第一次听到“老铁”这个称呼。“老铁”是铁道兵战士给自己的自豪而自嘲的称呼,也是其他兵种(比如野战军)给予自己略带戏谑的称呼。严歌苓回忆道:“有一次我们在台上演出,大幕一拉开,台下挤满了老铁的脑袋,被日晒塑出几乎一摸一样的黝黑面孔,原来在看似无人区的大山里,默默生活着、牺牲着那么多年轻的‘老铁’。”

  当时铁道部完成了成昆铁路的修筑,正在修筑一些更加偏僻的支线。那都是全国最险峻而需要付出生命代价最高的铁道建筑,“当时传说铁轨下躺着的每一条枕木,都等于一个捐躯的铁道兵战士。”那时的严歌苓怎么也没有想到,几年后自己也会成为了一名“老铁”。

  20世纪80年代初,严歌苓被调任铁道兵总部创作组。在铁道部队基层的体验使得她深切感受到铁道兵生活的艰苦。以往创作员所接受的硬性创作任务,使得文学创作难免会变成对部队好人好事的专职报道。严歌苓虽然对这种硬性规定反感,但每次下部队的经历却都使她心有所感。“十三年的戎马生涯使我了解士兵,同情他们,因而无意中积累了许多他们的故事。军人有着无穷无尽的故事,这是我的幸运。”

  《床畔》写的就是年轻的军队女护士万红和她所护理的英雄铁道兵的故事。不过严歌苓也说:“《护士万红》(小说《床畔》的原名)并不是我当时采集来的军队故事,而是我在脱下军装二十多年后心中一直想表达的一种军人精神。军人精神的核心无疑是英雄主义。”

  素以造作女性角色闻名的严歌苓认为女性心目中对英雄的衡量与定义最能够体现出时代和社会的定义。“比如,恢复高考以后,八九十年代的女孩子都想嫁给研究生、博士生,因为他们有稳定的工作和体面的社会地位。”严歌苓新书的主人公是一个信念英雄的女孩子。这是一部象征主义的小说,年轻女护士坚信成为植物人的铁道兵英雄连长还像正常人一样活着,象征她坚信英雄价值观的不死。

  严歌苓提到,在当下这个时代,舍己为人的英雄并不会使大多数人长久地纪念,更谈不上崇拜。人们不仅不崇拜,还会对舍己救人的英雄价值观玩世不恭地取笑。“在我的少年时代,没有任何职业比当解放军更神圣和荣耀。因为那是个崇尚英雄的年代。崇尚英雄意味着压抑与否认自我与本能。到了青年时代,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革。人们被允许营造个人幸福,个人利益渐渐被正视,于是人们对建国以来尤其‘文革’以来的英雄崇拜开始怀疑,甚至不再崇拜和信赖几千年来有关英雄的价值观。”而小说中军队护士万红倾其半生坚守的,就是一个舍己救人的传统和经典意义的军队英雄。

  对于严歌苓而言,写作部队题材是一种怀旧。虽然自认小说中的英雄情结可能不符合当下中国年轻人思考的潮流,但她认为,从军队生活中提炼出“万红”这个角色,无疑已是对自己的青春的一种交待。英雄都是不识时务的人。严歌苓的此次写作,按流行的观点看来,未免也有些“不识时务”。“我不知道今天的年轻人是否还会喜欢这种通过保护英雄使自己逐渐变成英雄的女人。但我自己读完流泪了。我和万红有一点相像:信什么就会一直信下去。文学就是我的宗教,不管别人说什么,不管别人的价值观如何,我都会一直坚持做下去。”

  在刘震云眼中,严歌苓华语写作圈中一位很独特的作家:“随着时间的消逝,很多事和人被我们遗忘了。而她却把这些碎片一一捡回来了,这和其他作家非常不同。比如《小姨多鹤》描述战后日本孤儿在中国生活的情况,《陆犯焉识》是‘反右’和文革时期的故事,《第九个寡妇》是写‘土改’时期一个妇女的命运。包括这本《床畔》,写的也是在被大家遗忘的英雄时代中,人们对英雄的情感。” 作为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严歌苓不断地替中国人打捞遗忘的碎片,这是作家对文学、生活和历史的独特认知。因此,在刘震云看来,严歌苓就是一个为这个民族“擦亮了过去”的作家:“没有一个工具能比文学更能把社会的乱象码放清楚。严歌苓的小说试图探索的就是当时历史的真相。”

  谈及自己的写作经验,刘震云则表示谈写作更重要的是谈作家不写作的时候,就像对一个民族来说,最重要的不是现在,而是未来。和严歌苓一样,刘震云也有着当兵的经历。他回忆了自己当年的戎马生涯:“那个年代正常的部队生活,我没能写出来,当时严老师这本书写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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